“諸生今日來校學習航海，日后，個個要到海上做事，看大浪，吹巨風......諸生應記得，商船駛到國外，其實是國家的勢力所達之處......而國家一旦有事，諸生即是海軍，故東西洋各國，均特別優待商船人才......愿諸生學成致用，不負厚望。勉之，勉之”。

——摘自唐文治1911年7月“郵傳部高等商船學堂”開學典禮訓詞。

唐文治（1865─1954），字穎侯，號蔚之，晚號茹經。1865年生于江蘇省太倉鎮（今江蘇省太倉市），少時家境不濟但卻在其父母的督責下刻苦求學，飽讀詩書。唐文治6歲識字，自此開始接受中國傳統的儒家教育，8歲便有“愿為伊尹”的遠大志向，16歲中州試秀才，后廣拜名師，肆力攻讀。清光緒18年（公元1892年），28歲的唐文治考中進士，任戶部江西司主事。1894年中日甲午之戰，中國陸海軍被日本打敗。唐文治向清政府上書《請挽大局以維國運折》(即萬言疏稿)，針砭時弊，呼吁改革圖新。次年他又主動為江蘇會試舉人撰寫了《上察院于》奏章，反對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

1898年唐文治調任總理衙門章京。1901年秋，他隨戶部侍郎那桐出使日本。這年冬天，總理衙門改為外務部，唐文治任外務部榷算司主事，管理通商、關稅等事務。1902年春，葡萄牙乘修訂十年前舊約的機會向清政府提出把澳門附近的大孤、小孤等島劃入租界范圍的無理要求，唐文治起草照會予以拒絕。同年5月，唐文治以三等參贊銜隨鎮國將軍載振赴英參加英國新君愛德華七世的加晚禮。去英之后，又出訪比、法、美、日等國。兩次出國，他對日本和歐、美各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情況進行了廣泛考察。國外先進的科學技術和文化教育，對素懷興邦強國之志的唐文治具有很大吸引力。他非常贊賞"名儒名相都出其中"的牛津大學。作為一位愛國主義者，唐文治以后所以棄官辦學，即源于此。

1903年清政府設立商部，唐文治從外務部轉到商部，先后任右丞、左丞、左侍郎。在職期間，制定商律，議設商會，扶植和保護民族工商業。并極力反對借外債修筑鐵路，積極推行商辦鐵路政策，以維護國家主權。1906年商部改為農工商部，唐文治任署理尚書。他在十多年的仕途生涯中，經歷了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兩次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清廷都以慘敗而告終。面對帝國主義對中國掠奪和宰割的慘痛事實，唐文治多次奏請朝廷，希望整飭政紀，從政治、人事諸方面進行一些變革，以挽危局。但由于清廷政治的腐敗，使他的變革理想破滅。1906年12月，唐文治因母親病逝回家居喪，不再返京任職。這是他一生的轉折點，從此致力教育事業，度過了48個春秋。

1907年唐文治出任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監督一職，隨即著手調整學科，停辦商科轉向工程教育，接連創設鐵路、電機兩個工程專科。1909年春，郵傳部擬發展航海貿易，急需培養航運人才，唐文治請示郵傳部在不改變學校辦學方向上，另增設船政專科，并極力輔助商船學校正式成立。1910年夏，唐文治考慮到次年以商船學校名義招生后，校舍不敷應用，便決定在學校對面購定房屋，以備船校學生上課和兩校新生住宿之用。1911年郵傳部電囑在吳淞炮臺灣建商船學校，唐文治親往相度地勢，命工師繪圖，克日興工，并于同年8月竣工，定名“郵傳部高等商船學堂”，仍由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管理，唐文治兼任學堂監督。至此，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高等航海學府誕生。

唐文治接手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之時，正是中國社會一些時代先驅們主張“教育求國”“實業求國”方興未艾之際。唐文治接掌學堂后，除調整專業并開設船政科外，還提出了一系列辦學理念。如注重學生品德的養成，認為應該“以道德端其規模，以規律束其身心”；重視國學和西文教育，把國文作為一門主課與理工科并重，同時在正課之外添設西文補習課；重視體育課程的設置，特別關心學生體質，親自主管體育，悉心提倡。唐文治一生作風正派，嚴于律己，為發展教育事業勤奮工作近半世紀，對中國高等航海學府的建立做出了突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