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娜 （上海海事大學） 文 張軒瑋 胡文杰 （上海海事大學） 攝
1946年至1948年，歷時兩年半之久，人類經歷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審判——東京審判，東條英機等7名日本甲級戰犯被送上了正義的絞刑架，有的被關進監獄。由17人組成的中國代表團參與了這次審判，如今，隨著其中的16位相繼離世，這場審判也逐漸遠離了人們的視野。然而，歷史不應該被遺忘。東京審判清算了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甲級戰犯的戰爭罪行，是一場正義的審判。忘記歷史，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難。
在隆重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當年參加東京審判全過程、目前國內唯一健在的中國代表團成員、現已94歲高齡的高文彬教授，向上海海事大學師生動情講述了那一段難忘的歷史。
為審判提供關鍵證據
這位精神矍鑠的老人，獨居在虹口區的家中，身體康健，腰板硬朗。他每天讀書、看報、上網、聽音樂，尤其喜愛政治和軍事類話題。話匣子慢慢打開，老人家侃侃而談，不僅耳聰目明，而且思維清晰活躍。
高文彬說，自己是東京審判的見證人，有責任讓更多人知道那次具重大歷史意義的審判。“現在的年輕人都不清楚，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到底犯下多少罪行。尤其是東京審判那段歷史，很多人不了解，甚至沒聽說過。讓年輕人了解那段歷史，非常有必要?！备呶谋蛘f，每一次的回憶和講述，都是對那段歷史的反思和紀念。
1946年5月3日，贏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同盟國，在日本東京開設由美、中、英、蘇等11國參加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發動二戰的元兇之一日本軍國主義統治集團。這場歷時924天的審判，因案情龐大、復雜及證人、證據眾多，成為人類有史以來參與國家最多、規模最大、開庭時間最長、留下檔案文獻最為浩瀚的一場審判。
因東京審判的需要，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中國檢察官向哲浚到上海招英語翻譯，高文彬經東吳大學教授劉世芳推薦參加測試，并被成功錄取，自此與東京審判結緣，并影響其一生。
當年5月，他遠赴異國，隨身攜帶的，是幾大箱有關南京大屠殺的中文資料，作為法庭審判的證據。審判全用英語，擺在高文彬面前最急迫的任務是大量翻譯工作。由于工作出色，他在結束翻譯工作后，被向哲浚留下當秘書。
參與東京審判的過程中，有一件事讓高文彬記憶深刻。正當所有人都疲于尋找日本少尉軍官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罪證時，他偶然在《東京日日新聞》的一堆舊報紙資料中，發現了一張攝于1937年的新聞圖片?！皥笊峡橇诉@兩人在南京大屠殺中，比誰砍掉中國人頭顱多的消息。這種慘絕人寰的殺戮競賽，竟被當時日本政府當作一種榮譽大肆宣場。”高文彬說，這份報紙是當時的一個重要發現，他立即復印了3份，一份留在檢察處辦公室，另兩份寄給南京軍事法庭庭長石美瑜，作為中方向盟軍總部提出抓捕兩人的證據。因為證據確鑿，向井敏明和野田毅最后經法庭審判，在南京雨花臺刑場執行槍決。
“日本政府當時犯下滔天罪行，卻至今不愿認錯，這種卑劣行徑，是我最不能接受的。”
勢單力薄但不辱使命
在東京審判上，中國代表勢單力薄，那是一場力量懸殊的博弈。
高文彬回憶，當時中國代表團僅派出了17人，參加法庭審判的中方人員始終沒有超過10人。當時前蘇聯代表團有70多人，美國代表團人數過百，日本甲級戰犯的辯護律師則多達112人。而審判涉及的55項罪行中，有44項與中國相關，中國是受害時間最長、犧牲最大的戰勝國。軍事法庭采取英美法訴訟程序，定罪不光靠各國提出的一紙戰犯名單，而要看控辯雙方提出的證據是不是有力，能否駁倒對方，并被法庭采納。
“日本當時狡辯稱，中日沒有戰爭，因為日本從來沒有向中國宣戰?！备呶谋蛑两襁€記得向哲浚檢察官當年站在法庭上大義凜然、淡定從容地辯駁反擊對方謬論的情景。
對此，向哲浚的兒子向隆萬遠赴美國錄制的一段錄像資料中有記載：1946年5月14日，向哲浚在法庭上反駁：“自從1931年9月18日起，日本就在中國采取了軍事行動，殺死了成千上萬中國人，包括士兵和平民……這些是全世界都知道的事實。如果這不是戰爭，我想問，還有什么是戰爭？”
黑白影像資料中，一身西服的向哲浚，英文流利、慷慨陳詞、鏗鏘有力。
中方代表在審判環節中，困難和壓力接踵而至。時間緊迫，人手奇缺，不熟悉英美法系，抗戰期間國內沒條件也無意識收集日本侵略罪證，而日本投降前后又銷毀了大部分罪證，搜集證據極為艱難……
經過艱苦的起訴、舉證、辯論、審訊和量刑，17位中國代表完成了許多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將日本戰犯的罪行起算期由之前公認的1937年“七七事變”提至1928年“皇姑屯事件”；說服“末代皇帝”溥儀出庭作證；經再三堅持，成功進入已被封閉的日本內閣和日本陸軍省檔案庫，尋找日本侵華戰爭罪證。
1948年11月4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宣布判決，全體日本戰犯有罪，并判東條英機等7名甲級戰犯絞刑。判決書開頭寫道：“侵略是人類最大的罪行，是一切戰爭罪行的總和與根源?！迸袥Q書整整宣讀了7天。
與漸衰的記憶力賽跑
東京審判結束后，高文彬來到上海軍管委外事處工作，后來雖然歷經人生坎坷，但始終憑著頑強的毅力和堅韌的信念，堅持閱讀學習，每天記錄英文筆記。
1979年，58歲的高文彬成為上海海運學院（現上海海事大學）國際航運系教授，主講國際法、國際私法、海洋法等；1984年，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將他參與東京審判的那段歷史寫入檔案，并把他的大幅照片懸掛于館內；1991年，高文彬應邀赴美國加州大學海斯汀法學院（全美排名第十）講學，被推薦為“馬文·安特生基金會”首任外國專家講師；1992年后，高老在家休養，指導了十幾名海商法研究生；1997年，高老不顧年邁，參與《元照英美法詞典》編纂工作，2005年完稿并出版時，他已85歲。
晚年的高文彬寬仁大度，豁達開朗。談起數十載坎坷滄桑時，他說，人生難免有遺憾，但個人的起起伏伏與中華民族的多災多難相比，不算什么。“個人榮辱過去就過去了，但國家民族的歷史滄桑不能被遺忘，尤其是不能被一代代年輕人遺忘。”
1998年中風后，高文彬的精力和記憶大不如前?？稍讲饺胪砟?，他就越珍惜東京審判那段回憶。他悉心收集每份資料，仔細歸檔整理。與時間賽跑，與逐漸衰退的記憶賽跑。
中國很少有人研究東京審判那段歷史，國內現存史料零星。高文彬曾有寫回憶錄的打算，但中風后不能多用腦，否則容易復發。“虹口區檔案館準備根據我的口述和我保存的資料，為我寫一本回憶錄。”高文彬說，當年參加東京審判時，曾將每天的庭審記錄用心整理存檔，庭審資料整整裝了兩大箱?；貒鴷r因飛機裝不下，高文彬和向哲浚特意從橫濱坐船運回箱子，并將一式兩份的資料分別送交到南京司法行政部和東吳大學法學院，可惜如今已不知下落。
所幸的是，在上海歐美同學會的資助下，向哲浚之子向隆萬從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檔案館和父親的母校耶魯大學、喬治華盛頓大學，搜集到了一批關于東京審判的珍貴史料，并成立了東京審判研究中心。虹口區檔案館也編輯出版了匯集當年各大媒體報道的《東京審判》一書。
與時間賽跑，找回來的，不止是一段歷史、一次反思、一種紀念，還有中國人在飽經傷痛之后，從未失掉的奪回正義與尊嚴的勇氣、骨氣和愛國之心。
正如東京審判的中國法官梅汝璈在日記中所言：“我無意去做一個復仇主義者，但是如果我們忘記歷史，那一定會招來更大的災難。”
【筆者手記】
考慮到高老的健康，拜訪在一小時后匆匆結束，他仍意猶未盡……臨別前，高老特意捧出幾本相冊。年輕時的他，眉目俊朗，英氣非凡，戴一副金絲鑲邊眼鏡。合上相冊的那一刻，仿佛又品讀了一遍高老歷盡滄桑的人生。再望著眼前如此儒雅安詳的老人，不由感慨萬千，心生無限敬意。
相信，歷史不會忘記東京審判，也不會忘記曾為祖國伸張正義、懲奸除惡的中國同胞。高文彬的名字，必將同其他16位中國代表團成員的名字一起，被載入史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