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說：高文彬先生追思會 上海海事大學供圖（下同）
他是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最后一位全程親歷者，為日本戰犯定罪發掘了至關重要的證據；同時，他也是權威法學詞典《元照英美法詞典》的編撰者之一。
今天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是億萬中國人民和全世界熱愛和平的人民永遠銘記的日子。丹心從來系家國，忠魂永在鑄功勛。在上海福壽園人文公園，我國著名國際法學者、上海海事大學教授高文彬的追思會舉行。高老先生在過世周年后，在這個特殊的日子入土為安。在“銘記歷史：紀念抗戰勝利76周年”環節，高文彬先生紀念碑正式揭幕。
參與追思會的社會各界人士都說，高文彬先生的精神與事跡，定將永遠激勵我們銘記歷史、珍愛和平、自強不息。
不讓殺人魔鬼逍遙法外
在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中，懸掛著高文彬的大幅照片，他參與東京審判的事跡和其他16位中方代表團成員一起，被永久保存在紀念館的檔案中。畢業于當時頗負盛名的東吳大學法學院的高文彬，不僅是當時中國檢察官向哲浚的秘書兼翻譯，時年24歲的他還為日本戰犯的最終定罪發掘了一份至關重要的證據。
“即使過去了半個世紀，講起這段經歷，高老仍氣得發抖。”前來參加追思會的同事回憶。至今，那場正義的審判已過去70余年。
根據東京審判適用的英美法程序，對于任何疑犯均無罪推定，必須由檢察方提出充分證據，由法官認定后進行定罪量刑。由于日本在投降前及投降后的一段時間內有組織地銷毀了大量證據，而國民政府當局對東京審判的前期準備工作不足，未能系統搜集證據和證人，證據收集的重任就落在了中國檢察組肩上。中國檢察組的每一個人都會抽出時間去查找能夠對審判有幫助的證據材料。
在日期間，為了搜集更多戰犯的證據，高文彬一有空就扎進浩瀚如煙的官方檔案、媒體報道、機密文件中。偶然間，他在一堆《東京日日新聞》舊報紙中，發現了一張攝于1937年的新聞圖片，即日本戰犯向井敏明和野田毅進行的慘絕人寰的“百人斬競賽”。這份重要發現作為有力的證據被交給國際法庭，最終將日本戰犯繩之以法。
作為東京審判的親歷者和見證人，高文彬始終認為，自己有責任讓更多的人知道那次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審判。在他的課堂上，法學學子們不止一次聽到這番話：“現在的年輕人可能并不清楚，當年日本軍國主義政府到底犯下了多少罪行。尤其是東京審判那段歷史，很多人都不了解，甚至都沒有聽說過。非常有必要讓一代代年輕人知道并了解那段歷史。”
他叮囑自己的學生：無論在哪個崗位上工作，要記住自己是中國人，要為維護國家尊嚴和利益出力；叮囑在國外的孩子：不能做任何有損祖國的事，如違反這一條，就與你們斷絕關系。
圖說：高文彬的女兒高嵐（右）捐贈父親遺物
在各項紀念抗戰勝利的活動中，高文彬都盡量出席。生病前，他還一直在參與東京審判相關史料的整理工作。高文彬的女兒高嵐在現場說，父親的愛國情懷從來沒有變過。“我父親生前有非常多的資料，都整理得整整齊齊。家人都很愿意把這些資料捐獻出，讓大家看到當年的知識分子是如何兢兢業業做好本職工作，又是怎么報效祖國的。”今天，高嵐將父親參與東京審判時用到的照相機等贈予了福壽園人文紀念館，這些珍貴展品將被陳列在向哲浚曾在東京審判中用過的打字機旁，永遠相伴。
參與編輯《元照英美法詞典》
“我這一生大概就這樣兩件事情：一是東京審判；一是大詞典。”高文彬曾這樣概括自己的人生。他一輩子與法學結緣，改革開放后進入上海海運學院（今上海海事大學），在國際法領域辛勤耕耘四十載，培養的學生遍及法律實務界和學術界。
1997年，高文彬開始參與《元照英美法詞典》編纂工作，這是一項精細、繁重卻沒有報酬的工作。他所負責的是以A、D、H為首的詞條的校訂。北京方面把經過英中對譯的初稿送到高文彬家里，而后定期把校訂后的稿子取回。請他審閱的初稿都是手寫稿，看起來頗費勁。他一絲不茍地對每一條目進行審定，邊勘誤邊對照，有出錯的地方，就修正抄寫后貼到樣稿上。他廢寢忘食，其間因過于勞累而中風，出院后，又繼續投入到編纂工作中。2003年，這部詞典一經出版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一致認可，詞典的扉頁上，記錄下了高文彬的名字。晚輩教師們感嘆：“老一輩學者的治學態度和為國為民大公無私的精神，是留與后人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追思會上，眾人通過回顧視頻重溫高老的音容笑貌，再度感受老先生的人格魅力。上海海事大學原黨委書記、法學院教授、高文彬生前同事於世成說，高老身上的愛國情、對專業的態度和老實為人這三點，值得年輕人學習。他也希望青年一代牢記，無論身處何方，都要記得背后有個偉大的祖國，要懷著敬畏之心，做好本職工作。
上海海事大學黨委副書記、紀委書記嚴大龍表示，高先生一生始終將個人的奮斗與國家、民族的前途與命運緊密相連，充滿著非凡的膽識和超群的智慧。他偉大赤誠的愛國情操、執著堅韌的學術追求和學高身正的高尚師風將永遠被銘記，值得學校師生永遠學習。
新民晚報記者?郜陽